对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这个热议话题，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也将其纳入了议程。在这次以“加强垃圾无害化处理”为主题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部委负责同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建言献策。
垃圾围城、垃圾围村已经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沉甸甸地压在管理者乃至每个人身上。
2016年1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十四会议上指出：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这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到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
2017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对垃圾分类做出具体部署……
这些行动再一次将垃圾处理这个话题推到了聚光灯下。
2017年5月11日，以“加强垃圾无害化处理”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十几位全国政协委员、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部委负责同志齐聚一堂，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下，就如何推进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提升垃圾分类水平建言献策。
正如委员们在会议上提到的，这个议题被纳入全国政协双周座谈会专场探讨，不仅凸显了其意义的重大与迫切，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实实在在为民众谋福祉”的理念。
垃圾处理工作的喜与忧
垃圾问题如此重要，那么近年来我国垃圾处理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抱着这样的疑问，2017年3月下旬，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选择了在垃圾处理方面具有代表性，已探索出相关成功经验的广东、浙江、山东三省进行调研;同时，为更全面地了解情况，还委托河南、湖北、甘肃三省政协开展了协同调研。
通过深入社区、工厂、农村实地考察，与各方详细交流，委员们看到了各地在垃圾处理中取得的成绩与经验，也了解到许多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深感我国垃圾处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总书记讲话后垃圾分类与处理迎来新的开端。但是当前仍存在许多共性的问题。”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基尧在代表调研组发言时如是说。
垃圾分类缺乏相应法律支撑;垃圾处理机制亟待协调统一;城镇垃圾增量大但处理能力不足;回收网络日渐萎缩;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邻避”效应突出……这些现象在调研中显现出来，也引起了委员们的思考——
“应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法律，在试点城市和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
“建议把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可以将垃圾分类与处理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要注重推进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系统‘两网融合’。”
……
一路交流，一路记录，一路思索，调研组成员们不断探讨与完善建言内容，几易其稿，将这些智慧的结晶带到座谈会的现场。
此外，会议还邀请了多位关心并对此领域有所涉猎和研究的委员和专家参与讨论。他们分别从自己熟悉与关注的领域出发，寻求破解垃圾处理问题的良方。
处理终端建设需跟上步伐
一方面是垃圾数量的增多，另一面是处理能力不足，这已成为困扰各地最突出的问题。
“我们调研的九座城市垃圾清运量年增长率大多超过10%,多数地区处理设施建设速度远跟不上垃圾增长速度。西部省区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更大。”
张基尧列举的调研结果，让全国政协常委、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关凯深有同感。“我调研了北京、杭州、兰州三市的情况，近十年来三市垃圾的产生量都接近翻了一番;但终端处理方式却举棋不定，能力建设长期停滞。”
委员们发现，造成这样困境的原因，除了对源头减量认识和措施不到位，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选址难、邻避问题多发也是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很多人在对垃圾焚烧存在疑义的情况下，极大制约了设施按规划落地或运行。
经过调研，委员们多数认为，在目前垃圾量大，土地、水资源紧张的背景下，使用填埋这种手段已不能满足需要。焚烧已成为中国现阶段垃圾处理的优先选项。 而且垃圾焚烧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
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陶夏新曾专程赴北欧国家和我国苏州、上海了解过垃圾焚烧处理的相关情况。“我们亲眼看到，哥本哈根城区就建有许多垃圾焚烧厂，有的离居民区很近。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对环境没有明显不利的影响，周围的人们习以为常。”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除公众的疑虑。“可以让焚烧厂的管理部门、职工住宅，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办公室、职工住宅建在焚烧厂附近，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陶夏新提议。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梁平认为，除了加强科普等宣传，提前科学规划，在城市建设中预留垃圾处理项目空间，从根本上杜绝项目“与民争地”也应该是破解选址难的重要措施。
“还应该在垃圾处理规划用地和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张基尧说。
不过，对垃圾焚烧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梁伟华提到，他在调研中发现，的确有垃圾焚烧厂存在烟气超标排放频繁、飞灰等危险废弃物处置不规范、排放数据信息公开滞后且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
这也意味着，加大监管力度应是题中之意。“要将所有生活垃圾焚烧厂列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特别是要对不更新标准、不达标企业依法进行处罚和公开曝光，提高执法的威慑力。”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兴平很关注目前垃圾焚烧补贴政策的有效性。据他了解，目前垃圾焚烧电价补贴的40%以上错补到了非可再生能源。“国家应重新核定电价的补贴标准和方法，逐渐减少或取消对混合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电价补贴。”
垃圾分类要打一场人民战争
作为促进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重要手段，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从2000年起，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拉开了我国垃圾分类收集的序幕。
但委员们发现，虽然进行了17年的探索，但分类效果仍不容乐观。
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撑，是各地普遍提及的问题。
“尚无一部专门系统的法律规范，相关内容零散分布于一些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钢铁研究院钒研究所所长孙朝晖认为，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法律，进一步强化法律法规权威。通过明确监管体系中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定职责，推进各司其职和联动治理，解决管理交叉和责任盲点。
在垃圾分类中，“先分后混”现象广受诟病。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处理与环境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建国分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是缺乏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设施，“在没有末端设施的情况下，谈垃圾分类只能是制造出一些漂亮的盆景，不可能建成园林，更不可能形成森林。”
2017年3月30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对具备实施条件的46个城市实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让大家对未来的成果充满期待。
感到欣喜的同时，委员们指出，要对垃圾分类处理的艰巨、繁杂和长期性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在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报社原社长黄国柱看来，垃圾问题非常复杂。投送、收集、运输、处理、回收，一环脱节，就前功尽弃;而且它是一项庞杂的社会工程，涉及部门多，有效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和现实利益的纠葛……这种种原因，决定了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黄国柱建议，要在舆论引导和宣传教育上加强统一筹划设计，注重针对性和号召力，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教育无死角，行动有监督，来一次观念革命，打一场人民战争。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台联会长叶惠丽对此也深表认同。在调研了台湾采取的“垃圾不落地”措施后，叶惠丽认为，应借鉴这些经验，特别要在宣传上下功夫。“倡导垃圾分类的文明生活方式，还要从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加大垃圾分类的实践活动。”
虽然垃圾分类整体进展缓慢，但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很多地方也探索出许多有效的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省农村垃圾分类的做法就让他们印象深刻。多次提出，各地应在因地制宜基础上，学习这些成功的经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资源与信息学院教授王尚旭对北京市昌平区辛庄村的垃圾分类与利用做了详细的调查。据他介绍，这个普通村庄，在七名环保志愿者和该村村干部共同努力下，实现了95%生活垃圾细分类、80%的循环利用。
“这些实验说明，我国居民愿意并能够有效实行垃圾分类。在我国推广垃圾分类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垃圾治理需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良性互动，才有可能达到‘善治’目标。”王尚旭说。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可谓水渐到渠渐成。”刘建国说出了委员们的心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持之以恒，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和钉钉子的精神投身其中，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妥善利用”才能实现减量化目标
事实上，不产生、少产生垃圾，就是最好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但分类本身并不直接消灭和利用垃圾，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并且分出的产物得到“妥善利用”，才能算是实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目标。
然而，在调研中，委员们发现，我国现在面临的却是城市废旧物资回收网络日渐萎缩，废旧物资回收与生活垃圾清运网络脱节割裂运行的窘境。
全国政协委员、华夏董氏兄弟集团董事局主席董配永一直关心着资源利用问题，并自发开展了相关的探索。
他认为，目前除了加强宣传教育、落实强制分类措施外，一个重要的措施应是调整政策资金投向，重点鼓励支持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把用于填埋、焚烧上的政策和资金，调整一部分投放到资源化处理利用的项目上，可以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东莞玖龙纸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及再造领域工作已经30多年。她指出，目前垃圾分类回收仍处于粗放管理阶段。“要通过立法从源头治理，确定利益和责任管理的分配，让有能力、有资质、取得政府许可的专业公司能够长久、规范地经营。
全国政协委员、绍兴文理学院副院长杜时贵在分析了浙江农村垃圾分类的经验后，特别指出，“回收处理环节还是短板”。他建议，应该完善处理设施和制度建设，出台对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垃圾处理企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海洋正在成为世界最巨大的垃圾场。”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总工程师吕彩霞的话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然而，表现在海上，根子却还在陆地。据她介绍，海洋垃圾约80%来源于陆地，20%来源于海上活动。她建议，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和政策引导，在源头上控制垃圾产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银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奕龙提醒，“要拉紧商品过度包装这条线。谁过度包装谁主责，有必要出台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加大过度包装惩戒力度”。
在座谈会上，多位委员提到了一些新兴产业(如快递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垃圾数量爆炸式增长的问题。
“针对快递问题，其实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创新手段。”据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国军介绍，现在市场上已经有高效、环保的电子面单、无需封箱胶带的拉链式快递纸箱以及100%可降解快递袋……“关键是要加大推广。”
他发现，很多企业其实一直想使用绿色包材，但苦于没有便捷的购买平台，导致双方只能在线下通过低效方式互相寻找。“应该推动全国性绿色包材交易平台的发展，用平台思想推动环保产业链升级。”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委员、专家们对垃圾问题的讨论依然意犹未尽。有争论，但更多的是共识与信心。就如委员们所说：“只要上下同心，久久为功，这件事就一定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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